
厂长的海归小舅子一进厂,就盯上了我劳模的称号和高额津贴。他当着全车间人的面,一把扯下墙上属于我的“先进个人”奖状,垫在脚底下像擦皮鞋一样蹭了蹭脚尖。“我们外企的规矩,一个车间只能有一个高工,你个连英语都不会的土鳖,赶紧滚去保卫科看大门!”他冲我吐了一口烟圈,凑到我耳边轻轻说到:“就算干了半辈子又怎样?我姐夫是厂长,我说你不行你就是不行!”我看着他手里那份漏洞百出的全英文设备图纸,没争没吵,默默交出
干起。干了两三年,据说表现不错,但他再也没来找过我。我走的那天是个晴天。十一月的太阳冷飕飕的,但晒在身上暖和。新厂派了辆商务车来接我。我坐上车之前,在厂门口的传达室旁边站了一会儿。保卫科那间漏风的砖瓦房,桌上的搪瓷缸子我没带走,留在了那张满是灰尘的桌上。我带走的只有一样东西,从废水沟里捞出的那枚铜质安全密匙。我把它擦干净,揣进兜里。二十三年的日夜,都在这里了。商务车朝外开的时候,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厂区。灰扑扑的厂房,锈迹斑斑的铁门,“安全生产”的标语还挂在墙上,“先进个人”的橱窗里,我的照片已经被摘走了,留下一个颜色深浅不一的方框。我摸了摸兜里的密匙,转过了头。不看了,往前走吧。到新厂报到那天,我穿了一件崭新的深蓝色技工制服。胸口的铭牌上印着——“林国栋·技术合伙人”面料很软,针脚很密实,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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